毛主席一生光明磊落，却有三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：拒绝睡软床，从未穿过西装，指挥千军万马却从不碰手枪。这三个习惯，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1949年冬，毛主席乘专列抵达莫斯科，首次出访苏联。斯大林下令以最高规格接待，将毛主席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姐妹楼别墅。
当晚，卫士长李银桥带人走进别墅的卧室铺床。卧室内摆着一张宽大的弹簧软床，床架上铺着厚厚的席梦思海绵垫和雪白的鸭绒被。
毛主席走进卧室，伸手在床垫上用力按了两下，海绵垫立刻凹陷下去。他迅速抽回手，眉头皱紧。
“银桥，把这个软垫子撤掉。”毛主席指着大床下达指令。
李银桥面露难色：“主席，这是苏联方面特意准备的席梦思。如果我们刚来就撤掉，怕苏联同志会有想法，影响不好。”
毛主席摆摆手，语气不容商量：“我睡不惯这东西。你去把垫子搬走，换成木板。找不到木板，就把门板卸下来垫上。我在国内睡木板，出国也睡木板。”
李银桥不敢再劝，立刻叫来几名随行警卫。几个人合力将沉重的弹簧软垫抬下床，竖着靠在墙角。
随后，他们找来几块硬木板，平铺在光秃秃的床架上，最后铺上一层从北京自带的薄褥子。毛主席走过去，直接躺在硬木板上入睡。
早在延安时期，毛主席就一直睡窑洞里的硬土炕。建国后搬进中南海丰泽园，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趁他外出开会考察，私自把卧室里的木板床换成了一张高级软床。
毛主席开会回来，走进卧室看到软床，当即把工作人员叫进房间。
“谁让你们换的床？马上搬走，把我的木板床搬回来。”毛主席下令。
工作人员只能立刻将软床撤走。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，他始终保持着与底层劳苦大众一样的生活习惯，拒绝资产阶级的安逸。
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毛主席飞抵重庆，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。
在举行的官方晚宴上，蒋介石穿着笔挺的特级上将戎装，胸前佩戴着多枚金属勋章。出席宴会的国民党高官和代表，清一色穿着量身定制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穿着皮鞋。
毛主席从轿车上走下，穿着一套宽大的粗布中山装，头上戴着一顶普通的盔式帽，脚上踩着一双圆口黑布鞋。他没有穿西服，直接迈步走进宴会大厅，与穿着燕尾服的西方外交官和西装革履的国民党官员握手交谈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草拟了一份涉外礼仪规范，呈交到中南海。
一名官员站在办公桌前向毛主席汇报：“主席，按照国际惯例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，应当穿西装，以示对等和尊重。礼宾司联系了北京最好的裁缝，想为您量身定做几套西服备用。”
毛主席坐在桌前，放下手里的文件，看着那名官员直接拒绝：“什么是国际惯例？我们中国有几亿老百姓，有自己的衣服，为什么非要穿外国人的西装才算尊重？”
官员解释：“这也是为了展现新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形象。”
毛主席敲了敲桌面，语气坚决：“我看中山装就很好。以后我见外宾，就穿中山装。你们也不用给我做西服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穿那东西。”
定下规矩后，毛主席一生无论出席多么重大的场合，从未穿过一次西装。
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。毛主席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尼克松，身上穿的依然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装。
他用这身打扮向外界宣示，中国绝不盲从西方的审美标准。
毛主席提出了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著名论断，指挥大军打下了江山。但他本人在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中，却极少佩戴手枪，更从未在战场上开过一枪。
红军长征途中，部队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。在一次紧急行军中，敌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红军中央纵队的驻地，枪炮声在距离指挥部极近的山头响起。
警卫员拔出驳壳枪，快步跑到毛主席身边。他从腰间解下另一把配发给首长的手枪，双手递过去。
“主席，敌人逼近了，情况危急，这把枪您带在身上防身。”警卫员急促地喊道。
毛主席没有伸手接枪，笑着把警卫员的手推了回去。
“把枪收起来。”毛主席对警卫员说，“要是连我也要拔枪冲锋了，那咱们红军就真完了。”
他将那把配发的手枪直接交给了负责保卫工作的警卫班，自己拄着一根木棍，跟着队伍继续转移。
从井冈山到西柏坡，面对国民党数百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，这位最高统帅唯一的武器，是一支毛笔和一沓信纸。
1948年，三大战役期间。在西柏坡那间狭小的农家土坯房里，毛主席坐在木桌前，接连抽着烟。
他手里握着毛笔，在粗糙的稿纸上快速书写作战电报。
机要员接过电报稿，一路小跑奔向隔壁的发报室。
短短几个月内，近两百封由毛主席亲笔起草的电报，从这个连大地图都挂不下的旧屋里，飞向辽沈、淮海和平津前线。
他没有在阵地上扣动过一次扳机，但他写下的这些电文，指挥着几百万解放军长途奔袭、穿插分割，将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歼灭。
睡木板床，穿中山装，用毛笔退敌。这三个极具个人色彩的习惯，记录了一个没有私心、不染奢靡、充满民族气节的统帅。
他把最硬的床和最朴素的衣留给自己，用极致的战略大脑，为全中国打下了一个太平盛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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